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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光的博客

 
 
 

日志

 
 

胞弟写《下放》:  

2017-04-08 21:54:35|  分类: 为了忘却的纪念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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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弟写《下放》: - 阿光 - 阿光的博客
 
当年下放干部 (网络搜得)
转者按:《下放》一文是转录我的胞弟王江峰先生在清明节前为纪念我们的父母亲而写就的博客。这篇文章追记了父母亲在文革  中“下放”到苏北农村的这一段历史。也当时“上山下乡”的“知青”和“下放干部”在下放农村时的真实过程。我以为这篇文章还可以是留给后世研究文革的真实历史资料。
      文章记述了父母为国家认认真真地工作,为社会清清白白地做人的高尚凡人情节,是我们后世子孙的楷模。
  《下放》
        (《回忆我的父亲母亲》 王江峰于2017年清明节)

       1969年12月4日,阴历10月25。这一天,是母亲50岁寿辰,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是个全家热闹喜庆的日子。
       母亲住在城南的四姨妈、四姨父,兴冲冲的来给母亲过生日,他们一走进了我们家门,就看到家里正在翻箱倒柜,忙着收拾衣物,捆扎锅瓢碗盆、桌椅板凳,他们愣住了……。
       听了母亲的解释,他们才知道父亲、母亲被“光荣”批准,下放到苏北农村了。四姨公和四姨婆互相望了望,摇了摇头,四姨公长叹了一声,抽了一根父亲递给的烟,四姨婆接过母亲送来的茶喝了几口,他们坐了和父亲母亲说了会儿话就回去了。


       我们这个院子是人民银行的员工宿舍,共有四十多户人家,绝大部分职工是前政权银行的留用人员。父亲说1949年4月底解放军的军管人员来接管银行时,他教过他们最基本的银行业务知识。父亲还说他们这些留用人员把当时银行的业务及家底,全部交给军管人员,军管人员象征性的接收后,重新回交给他们,让他们继续为新政权工作。
       这些留用人员安分守己竟竟业业为新政权工作了二十年,在文革开始的斗争“党内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运动中他们并未被触极,但到伟大领袖战略部署,进行“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们院子里开始充满了火药味。不少在旧政权干过的职工被批斗,被迫写悔罪书。当毛泽东有关干部下放的“最高指示”发表后,独揽江苏党、政、军大权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表忠心执行了比毛泽东更左的干部下放政策,我们院子里银行的职员,尤其是受到文革冲击的人员,就在所难逃了。
    
      院子里先后走了两批人。我们对门邻居杨伯伯是第一批走的。他的工作单位是下关银行。在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被“揪”了出来。那里的造反派,把他抗日战争时曾参加国民党,并任区委委员的历史贴在楼梯大门口,并排附有他的“认罪书”。
        一天我正在家,听到楼下传来“打倒杨xx”!“打倒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口号声,推开窗户向下一望,只见院子里一群十来岁的孩子,排成了一个小队伍,在杨家窗下大声喊叫。杨伯伯有六个孩子,除了一个上大学,其他五个都分别上小学、中学,他们响应伟大领袖号召,非常积极的在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谁知父亲忽然变成斗争对像,如同当头一棒,学校不再去了,他们全都窝在家里。当他们听到楼下孩子的口号声,怒不可遏,老二、老三、老四,“咚、咚、咚”快步冲下楼梯,奔到楼梯口,要揍这些孩子,孩子们一见他们出来立即四散而逃……。
       这期间我在楼梯上遇见杨伯伯回家,他都低头走路,目不看人,上楼梯的脚步很沉重,到了家门口,打开房门,总是“咣当”一声,把门重重的关上,似乎要把他一天下来,在单位肉体和精神受到的摧残所带来的恶劣情绪关在门外。
      在他家搬家的前一天,我和他在楼梯口相遇,他忽然停下脚步,抬起头对我微笑了,我赶忙叫了声“杨伯伯”,他伸出左手按了我的右肩膀,右手握住我的左手说:“小江峰”,他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们家明天要搬到苏北洪泽去了,将来有机会,你到我们那里玩”。他眉梢和眼角浮现出的笑意看起来像是轻松的。让人感到下放到乡村对于他目前的处境,似乎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父亲是前一年年初被他的工作单位一一人民银行南京支行,送到了市革委会办的石佛寺“五七”干校的。出发的那一天,父亲一大早就匆匆赶到单位,他让我和二姐还有大文表哥,把他的行李铺盖卷送到新街口市支行。
       市支行座落在中山东路1号 ,那是一幢建筑造型为古罗马式的建筑,门口装饰着四根很有气势的圆形水磨石巨柱。我们打算从南边小门进入,在门口被门卫拦住了,不许我们入内,二姐说明了情况后,门卫用内部电话通知了父亲。父亲从楼里面出来,走到门口,接过行李,把行李朝卡车上搬,这时集合的哨子响了,只听有一人凶声恶气的喊着父亲的名字,厉声训斥道“去!站到你的队伍里去!”父亲低着头,左右望了一下,似乎没想到这场景会让我们看到,他下意识的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拿在手上,站定了,又把烟塞进口袋里,低头进入了一排低头耸肩,默不作声,规规矩矩站着的队伍。那时候,这种队伍的阵势,一看就知道是被“专政”的“牛鬼蛇神”劳改队。
       我这才知道父亲虽不像邻居杨伯伯被斗的那样厉害,但他也被阶级队伍“清理”出来,打入另册了。他为什么被清理出来?戴的是什么“反动帽子”父亲生前从未谈过,我也一直没问,但我知道父亲生前没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这是个历史之谜了。
         他进干校劳动了一年多,前两天,父亲干活的干校 给父亲送来了“光荣下乡”的证书。
         

        市支行让父亲提前支取了两个月的工资,市革委会给下放人员发了好几种票证,有肥皂票、火柴票、煤油灯票、胶鞋票……其中的布票给我做了件新大衣,用胶鞋票给我买了双高统雨鞋。父亲忙里忙外,看着我高兴的试穿雨鞋,他皱着眉头忧心忡忡的对我说:“唉,还不知将来怎么过,搞不好以后要像你五舅舅一样!”他想起了十年前从南京师范学院下放到句容的五舅。(五舅本来在师范学院教务处工作,后因下放到句容做了“新农民”,失去工资,这几年在农村一贫如洗,到我们家总是衣裳褴褛,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
        
        帮忙搬家的四、五个人是父亲在石佛寺干校的“同学”。他们不知从哪里帮我们买了十几个装水果的柳条篓子,把增发的煤基票购来的煤基装入篓中,再用粗粗的草绳捆牢。其它的家具,锅碗瓢盆,均用粗草绳左一道,右一道的绑定。 当知青的二哥、二姐 也分别从淮安的黄码公社和博里公社赶来帮忙搬家。我的大哥上大学,当时在涟水封闭式的搞运动,大姐在远隔几千公里的新疆教书,都未能回来。

        12月9日我们这批下放人员启程了。那天早上,来了七八辆人力板车,把我们捆扎好的物品,从三层楼抬下来放到车上。板车的车轮滚动了,我站在阳台上望着二、三十米长的人力车队伍逐渐远去,回头望了望几间空荡荡的屋子……。
       

      我们家住在三步两桥东门新村大院的东南端,我的十七年是在这里度过的。
       房子的东面是厨房。那时南京超过三层以上的房子很少。晴天的清晨,打开厨房的窗户向前远眺,可以看到红彤彤的太阳伴着朝霞冉冉的从紫金山升起,然后看到紫金山天文台那几个观天的球型房顶闪闪发亮。
        房子的北面是个阳台。阳台的东北方是第十六中学的操场,站在阳台向前望,我们经常可以隐隐的看到学生上体育课打篮球时跑动的身影,顺风时能听到学生的喊叫声和老师的哨子声。
        房子南面的两间正房全是窗户,在这里,可以看到和我们一墙之隔的“马场”。那里养了五六十匹马。当时汽车很少,这些马都是用来拉车的。我们每天都会听到马的嘶鸣。冬天,马厩外要堆几垛草堆作饲料,麻雀常来草垛觅食。每当下雪过后,马厩外高高长长的电线上,经常沿电线站着一排觅食的麻雀,我在窗前大叫一声,麻雀就呼啦啦一起飞向空中,煞是壮观。马场的四周是菜田,春天田野一片绿,金灿灿的菜花,紫白相间的蚕豆花点缀在其中。这里河塘纵横,有一年夏天突降大暴雨,河塘里的小蝌蚪从院子后面小木门的缝隙里钻进来,我们看着它们游来游去……
        
       这套房子在五十年代末期,最多时曾住过爸爸、妈妈、五个姊妹弟兄,外祖父、祖母、五姨婆(母亲的姨妈),还有大表哥十多人。
        过年吃团圆饭,是这套房子最热闹的时候。两张桌子拼起来,中间放满了平时难见的荤菜。亮晶晶的红烧肉、大蒜瓣式的黄鱼块、垫着大白菜的狮子头、五颜六色的蔬什锦菜……。父亲此时总要亲自搞个火锅,那火锅是从父亲老家池州带来的,表面是紫铜色,锅子里面是银灰色,火锅里放了母亲亲手做的蛋饺和小肉圆、另加粉丝,蔬菜。锅烧的沸腾,揭开薄薄的带有花纹图案的紫铜锅盖,热气腾腾,香味四溢,一家人围座桌傍,透着一股喜庆热闹的气氛,心头的幸福感难以言喻。
       这套房子十几年来常响起我们兄弟姊妹的歌声、笑声、读书声。
        我是生于此,长于此。
        
        
        东西都搬走了。
       父亲说:“我们也该走了”他穿着棉袄,外面罩着一件半新不旧的中式蓝布衫,肩膀上跨着黑色塑料拉链包,领头下了楼梯。母亲跟我们说了一声:“走吧”。
        我和二哥、二姐,跟随父母走出了这幢搂,走出了这个院子。
        再见吧!南京三步两桥,东门新村12号。
       其时父亲五十四岁,母亲五十岁。


       金陵神学院在五台山附近,下放人员全部在这里集中,神学院作为一个传授神学的高等学府,三年前就被毛泽东号召的“破四旧”运动彻底捣毁了,神甫、嬷嬷早已了无踪影,但它的哥特式教堂的建筑实体还在,这里是下放人员的集中处。走进教堂,我发现里面变成了一个大饭堂,放置了许多长桌、条凳,教堂里原有的壁画、雕塑,全没了。只有教堂的窗户还留有“洋教”的遗痕,它的上顶是半圆形,当外面的阳光透过窗户上的彩色玻璃照射进来,房里的墙面即变得五颜六色光怪陆离了。
         南京市革命委员会,把所有即将离开南京的下放干部和他们的家属,聚集在这里,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

        午饭后,来了十多辆公共汽车,下放人员依次上车,汽车向西驶向了三岔河。这个内河临时小码头停泊了一艘小火轮,从汽车上下来的人员全部上了这艘小轮船。
      下午三点左右,轮船鸣响了汽笛,缓缓驶离了码头。小轮船船舱内佈好了许多长条木椅,每人有一座位。轮船沿着外秦淮河驶入了长江,接着向东到了镇江,再从镇江向北通过大运河到淮安。
        我们耳朵里充斥着轮船柴油发动机震动的噪声,鼻子里闻着柴油尾气浓烈的味道。半夜里因为北高南低的水位差,还花了约两小时过了一次船闸。
       坐在简陋的长条椅,想着即将到来的新家,想着未来的命运,我和船上大部分人一样,不能入睡。
       昏头昏脑的 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轮船,一船的乘客都很疲劳,到达淮安县城西门码头的时候,已是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了。
         我们从这个简易码头上岸。
       下放干部几乎都是拖家带口的,他们有的抱着一、两岁的孩子,有的搀着白发苍苍的老人。
       有人胸前戴着大红花,有人扛着革委会发的中间写着“下放光荣”的竹扁担。
       这支队伍中大部分人都穿着新添制的棉袄、大衣,戴着各种颜色和式样的棉帽、毛钱帽。
      许多人背着包,拎着旅行袋。  
      整个队伍零乱拖沓蜿蜒数百米,从西向东行进。
      淮安县城的马路是碎石子铺就的,分了快车道和慢车道,两道中间栽种了梧桐树,看起来路很宽,路上没有汽车行驶,只有几辆自行车来往穿过。
       我们队伍在县下放安置办公室人员的引领下,缓缓的走在快车道上。马路两边是带着木制门板的小门面房,不少当地居民站在小门面房门口,打量着这支奇特的队伍。我们走到一古城楼(后来知道叫镇淮楼),看到傍边有一门面不大的百货店,然后队伍折向南。向南的街道窄了许多,又走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了淮安县革命委员会招待所。有人说我们已经走完了大半个淮安城。
        招待所里面建有许多小平房,每户按秩序安排了房间和床位。我们在这里吃了一顿晚餐和一顿早餐,均是馒头稀饭加小菜。在这里,留下较深印象的是我第一次吃了形状象螺丝的小菜,感觉口感脆嫰,味道鲜美,后来知道它叫宝塔菜。
        
        第二天早晨 ,淮安县安置办公室调来了几辆公交车和卡车,以户为单位,一家一户的按序上车,车辆来回往返,把下放人员送达最终的安置点。
         我们左等右等不见人安排,直到上午十点多,看见门口开来了一架四轮拖拉机,有人跑来说:“你们上拖拉机,跟它走”。
       我、二哥、二姐、爸爸、妈妈五个人,七手八脚,爬上了拖拉机后面的斗车,斗车里面已装了不少袋装化肥,我们各人找了个位置勉强坐了下来。
         “突突突”,拖拉机排气管发出响声,冒着黑烟,向县城南边驶去,几分钟后就到了城外公路,这是十二月中旬苏北的冬季,斗车无遮无挡,迎面来的寒风很快把身上的热量带走了,虽然穿着棉大衣,戴着棉帽还是感觉寒冷。拖拉机转了几个弯,上了运河堤,沿着河堤继续向南,行驶了约一个小时,停在了一个极其简陋的小码头。
      驾驶员说:“这里是宝应泾河码头,你们家的东西全在这里。”
他指着码头边孤零零的一艘无动力的铁壳驳船,又说:“上面让我告诉你们,就在这里等待,会有人接你们到溪河公社的。”
         父亲问:“什么时候来人接呢?”
         他说:“不知道”。
       
        我们从一块窄小的木板走到了驳船上。
       驳船上盖着厚厚的帆布,我和二哥合力掀开帆布,看见我们的家俱被堆放在驳船前舱的一个角落,我们爬入船舱,感觉里面空间很大。驳船上只有一个看船的船工。问他有关搬运的事情,他啥都不知道。父亲看看手表已是中午十一点了,就说:“我们先找地方吃中饭吧”。
        他问船工:“哪里有地方吃饭”?
       船工向北一指,说:“沿公路向前,走十里,是平桥公社,那里街上有个饭店,有吃的。”
         我们把不宜放在驳船的物品,打成了两个包,由已当了一年多下乡知青的二哥,拿着父亲单位下放时赠送的“光荣”扁担挑着走。
       顺着运河公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在运河堤东边一条狭窄冷清的小街上,找到一家小饭店,饭店门口有个小招牌,上面写着:平桥公社供销社饭店。走近了,看看店的灶台上除了一大锅热气腾腾,浑浊的黄水外,空荡荡的,没有任何食品。听说我们要吃饭,店里唯一一个坐着晒太阳的人,站起来说:“只有面条”。父亲请他下五碗面条。他拿出一平底藤箩,上面是一盘盘的淡黄色的面条,再把灶台炉门打开,火一会儿就上来了,大铁锅黄汤翻滚的时候,他随手拿了两盘面条,掂量了一下,把它们下入沸水中,随即又拿出五只碗,在每只碗内放入醤油、猪油、小葱花,再舀上半勺锅里的黄汤,稍停了一下,他把锅里的面条分到了碗里,我们各人端一碗,在饭店的长条凳上坐下吃起来,这是我在淮安吃的第一碗面条,味道不错,面条宽而薄,放了食用碱,吃起来精道滑爽,饭后收费每碗一角钱,三两粮票。

          从饭店出来,向西北方向一条小街走了一百多米,看到一幢灰色的小平房,房子上方用水泥塑了几个凸起的大字“平桥轮船客运站”。走到门口看到墙上有个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了几个字:今晚寒潮来袭,最低温度可达零下八度。

       一位戴着黑呢解放帽,浓眉,脸稍长,肤色略黑,看起来年龄在四十大几干部模样的人,走到我们跟前,指着二哥扁担上的几个“光荣下放”的字,问:“你们是全家下放来的?”
        二哥说“是啊”。
        他又问:“到哪个公社?”
        二哥答道:“溪河公社”。
        他说:“噢,那我们是同一个公社”,他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他又说:“我们比你们早一批到,我儿子帮我搬家,现在我送他回他挿队的公社”。
       父亲和他聊了几句,看他是“同类下放人”,就说:“我们这些人,全家都来了,下半辈子要在这里度过了”。
他带着笑意很通达的说:“毛主席说的‘干部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来这个地方和人民结合,藏干于民嘛,我们这些人是红色的种子”
        在以后的溪河岁月中,我们知道他是南京物资系统下放的单职工,家里孩子多,妻子没有工资拿。父亲和他曾同分在公社供销社上班,他们变成了同事。他生活困难,经常对下放的现实环境发牢骚,父亲曾笑着对他说“你可是个红色种子哦”!

         当我们从平桥公社返回泾河驳船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没有我们搬家的消息,也没人关心我们的吃住。母亲看看船舱堆放的家具,决定找出煤炉,点火烧晚饭。
         煤炉、是用草绳捆扎的,锅碗和煤基均放在柳条编的水果篓里,米则是放在麻袋里(不知道在乡下如何解决米的供应,所以在南京临走时买了一百多斤米)很容易就找出来了。菜呢?来苏北前,为了过冬,我们腌了一百多斤大青菜。
       我在岸上找了点枯树枝,引燃煤基,过了半个多小时火就起来了。
       冬天大运河的水清澈明净,淘米、煮饭、饮用、漱洗,用起来很方便。
          在驳船舱里我和二哥把草绳捆绑的小桌子和小凳子解开,放好,五点多钟,母亲和二姐把饭烧好了,一家五口人,坐在盖着厚厚帆布的铁驳船舱里,点着煤油灯,坐在小凳上就着腌菜吃干饭。
        饭后,父亲点起了一根烟,看着船舱里堆积的家具,若有所思,他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经历了许多社会动荡。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十岁那年(1926年)北伐军进入了我的家乡池州,老百姓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北伐军,很热闹啊”。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道:“你们的祖父生前在汉口银行工作,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病逝了。十八岁我正在上高中,是四叔把我从学校领进了银行,算是继承父业。我开始在南通银行做练习生,在那里遇到了你们母亲。”
       母亲捧着茶杯,呷了一口茶,接着父亲的话说:“你十八岁出来,我十五岁就离家了。我那时在南京育群中学初中毕业,听说美国基督教会在南通招护校学生,我就跟我爸爸说,我要去。我单身一人到南通,学了两年多。1937年暴发了抗战,那一次真是惊险,日本飞机飞到南通来,狂轰滥炸,我正在下楼梯,这时炸弹在楼外爆炸了,我的同学正好在楼外,被炸断双腿后死去,那腿被炸了十几米远,就差几秒钟,我捡回了一命。
      爸爸妈妈坐在我们三人对面,昏暗的煤油灯,火苗在闪烁,灯光映衬在他们脸上。
         父亲接着说:“日本人打来,我们老家贵池县城的房子全被炸毁,我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做亡国奴,就跟随中国银行一路向西南撤退,战争中许多路都被阻断了,我先到武汉再到香港,又绕道越南西贡,最后在广西桂林定居下来,在中国银行为抗战做点事。”
       母亲看了父亲一眼,对我们说:“那时候我跟了教会医院的一部分人,也是向西撤退的,我们经过無湖,到达宿县,在那个地方参加了武汉会战,我参加了战地救护,在伤兵站工作,当时日本武器先进,中国军队伤亡人数较多,我们日夜抢救伤病员……”。
       又一次家庭的大变动,让他们想起了他们自己几十年的历史。我们三人静静的听着。四周很静,偶尔有过往的小轮船,发出一两声的汽笛声。

        我们解开草绳捆绑的棕绷床,把它安置在空荡荡的船舱,打开铺盖卷,把它放在棕绷床上,五个人坐着又说一会儿话,外面渐渐响起了风的声音,估计是平桥船站小黑板上写的:“寒潮到了”。
       我和二哥走出船舱,把复盖的厚帆布仔细整理,希望能挡住寒风的侵袭。这一夜我们只脱了外衣便盖着被子睡了,夜里听见呜呜的风声。寒气从帆布缝隙一阵阵袭来,帆布保暖效果有限,半夜被冻醒了,我裹紧被子,强闭眼睛,不知过多久又迷糊过去了。再睁开眼睛时,发现帆布的缝隙已被光线透过了。拽开帆布一道边,寒风刺的脸疼,我透过缝隙向外望,天大亮了。
        早上起来,洗漱后, 把昨晚的剩饭加水在煤炉上烧开,就了腌菜,每人吃了早饭。
          登上驳船的甲板,寒风一阵阵刮着,但天气晴朗,阳光普照,看看运河岸边,已有薄冰生成。
       母亲和二姐决定上岸,到附近看看,买点中午吃的菜。出去了一个多小时,她们回来时拎了几条鲫鱼,说是走到一河塘边,看见有人带着鱼鹰捕鱼,看鱼鹰潜水叼到几条鲫鱼,忙问卖不卖,那人说:“三毛钱你们全拿走”。付了三毛钱她们拎回一斤多重的鱼。那时鲫鱼都是野生,个头小但味道鲜。
        中午我们吃了一锅鲫鱼腌菜汤。


       下午约三点钟,正当我们烦神今天能不能离开这铁驳船时,来了辆四轮带拖斗的拖拉机,驾驶员说接上面通知送我们到溪河公社。我们和驾驶员一道用了一个多小时,把所有的家具搬上了拖拉机的斗车。
        斗车面积不大,四面护栏很低,大的家具只得冒险站立放置,杂七杂八的东西,和十多篓煤基,塞进了车斗,人已无可坐之处,我们只好见缝插针各找地方站立了。
        拖拉机向东边的一条土路上驶去,路崎岖不平,拖拉机颠颠簸簸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到达张桥时天已经黑了。站在车上我们看到一堆人正拿着扁担和粗绳站在那里等候。
      拖拉机停下,一个头戴褪了色的蓝解放帽的人,迎上来看着父亲说:“你是下放干部老王吧”?
      父亲说:“是啊”。
      他说:“我们接到大队的通知来接你们到我们杨桥二队落戶,我姓潘是二队队长”。
       父亲说:“好,好。谢谢你们”。二人握了手。
       潘队长爬上拖拉机看了看所有要搬的家具,然后站在拖拉机上,向拿扁担的男女扯着嗓子叫道:“你们大家看东西的大小,能挑的一人挑,一人挑不动的两人抬”。
       众人一哄而上,七手八脚,没几分钟东西就从拖拉机卸下,随即合着脚步的号子声就响起来了,这挑扁担的号子和淮安方言的腔调让我感到很新奇。我们拿着随身带的包跟着这群队伍向北走去。
       这是1969年12月13日,阴历初五,离我们从南京出来已经四天三夜了。我抬头看到弯弯的月亮挂在蓝荧荧的天空上,月亮是羽毛状,光亮不足,只能勉强看得见走路。
       向北走都是土路,宽的地方可走板车,窄的地方就是田埂,路高低不平,怪不得拖拉机只能停在在张桥了。
       走到转弯处,借着微弱的月光我向后看了看,队伍隐隐绰绰的拖了有一百多米。我惊叹有两个瘦小的男子汉竟抬起大厨柜,“哼呀”,“嗬呀”喊着号子,从我们眼前走过。我穿着新大衣,深一脚,浅一脚的跟着队伍,父亲和母亲走这个路也有点吃力,二哥、二姐背着包,迈着步子比较轻松,他们毕竟在农村干了一年了。    

        走了一个多小时,队伍在一小草房前停下,我们的家具都堆放在草房外面。
        潘队长已经先到了,他看着一地的东西,转过身看了看我们,跟父亲说:“上面说来两个五十来岁的干部,我们就给你腾出两间才盖的新草房,外间是锅灶台,里间住人,没想到你们来了五个人,还有这么多家具。这样吧,捡要用的家具放在这两间草房里,其它暂时不用的放在生产队仓库。”他目光转过来对我和二哥接着又说:“你们兄弟俩暂时也住在库房吧”。
        
       看父亲手表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潘队长安排我们在新邻居家吃晚饭。
       邻居是个姓杨的普通社员,人长的瘦瘦的,脸上有浅浅的几个麻子,听人称呼他为麻三爷。跨进他家的房门,只见中间是个厅堂,两边是土墙相隔的东西厢房。厅堂最前面有个破木长条桌 靠放在土墙,土 墙的上方贴了张伟大领袖的像。靠门的地方放了张高低不平的方桌,上面放了三只大碗,分别装了已经煮好的青菜、豆腐、百叶三样菜,还有几个碗装了米饭。我们肚子饿了,吃的很香。后来才知道当地很穷,豆腐、百叶、大米饭,是最好的待客饭菜,社员家庭平常是绝对吃不到的,劳动时常听社员之间为事争辩,有人赌狠似的说谁输了,谁就请吃豆腐、百叶、大米饭。
       饭后潘队长领着我和二哥往仓库走,路上他告诉我们,我们住的两间新草房是麻三爷弟弟盖的,他弟弟三十多岁了,在杨姓家族里排行最小,村里人称他“小老爷”。他始终找不到老婆,今年春荒时节,村子里来了个流浪女人,头脑有点不大正常,有人就撮合着她和小老爷同居了。小老爷得了女人,满心欢喜,今年秋天在众人帮助下,小老爷盖了两间新草房。因为我们的到来,大队安排他和这个流浪女住进了生产队的牛棚,小老爷当上了伺养员,他的草房就借给我们住了。(前年秋天我重回杨桥见到“小老爷”,他已八十岁了,身体很好,还记得我。当年流浪女和他生了个孩子就又跑了。小老爷独自把孩子抚养成人,如今他的孩子大学毕业,事业有成。)

         
        二队的仓库比麻三爷的房子稍大一些,房子里没有土墙相隔的东西厢房。仓库房的中间堆积了生产队的种子、化肥和一些集体用的农具。仓库东边住的是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带了个两岁多的小孙女,潘队长低声对我们说她是大队杨支书的妈,现在是仓库保管员,晚上在这里睡觉看仓库,可以挣点工分。
       我们的部分家具堆积在西头,我和二哥在这里支了张双人床。
       这是到溪河公社杨桥二队的第一夜,一路的辛苦让我很快的睡着了。 睡到半夜隔着种子囤,我被老太的声音吵醒:“顺兰起来尿尿”,老太喊着。连喊几声后,小孩子哼哼唧唧的慢慢醒来,又是一阵唏唏嗦嗦的声音大约是老太在把小孩抱起,接着老太嘴里嘘着哨子,然后一阵尿声。老太再把孩子重归原位。一切归于宁静,而我被吵醒后好长时间不能入睡,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时候,又听到仓库里老鼠上窜下跳和啃粮囤发出的声音。 仓库的睡觉环境伴随了我五个多月,直至母亲调到公社医院,我们举家搬到公社医院附近的杨桥九队。

     
       我们早晨从生产队仓库回到父母住的小草屋,看到草屋外墙支着一块铺板,二姐昨晚是在锅台边搭了个铺板床睡觉的。推门进去看到她正在灶台上烧稀饭。
       爸爸也起来了,他拿出几本书说:“这是生产队赵会计在你们走后送来的”,我拿过来一看是四本巜毛泽东选集》,打开第一卷书的扉页,上面写着:
赠给下放干部老王:
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杆见影。
扎根农村干革命!
杨桥二队革命领导小组(公章)。

      
       吃过早饭,我们在潘队长陪同下,开始熟悉杨桥二队的基本情况。 潘队长说杨桥本是个小镇,有一百六、七十户人家,七、八百口人,现在分成四个生产队,最东边是一队,靠近一队的是二队,西边1是三队、四队。我们走到了把二队和三队隔开的一条南北向的小街,街很窄,两边是带门板的旧草房,街长五、六十米。他领我们看了一个豆腐坊,一个小柴油机碾米坊、一个手动碾面条坊、还有一个极小的杂货店,卖点煤油、火柴、盐、小糖果。
        他又带我们到二队社员住的地方。他说这个生产队是由杨、潘、丁、王四姓人家组成。潘队长走到一幢草屋前,告诉我们,这房是民兵排长丁玉龙家。在门口我们看到有四、五个孩子,大的十来岁,小的四五岁。孩子们每人端了一大碗能照出人影的菜稀饭,上面漂着一、两根胡萝卜。个个穿的破衣烂衫,已到十二月中旬,孩子们光脚套着已破烂不堪的芦花编织成的鞋子。
        我看着孩子们双手捧着黑粗瓷大碗呼哧呼哧的大口喝着绿叶菜稀饭问潘队长:“这稀饭为啥这么稀?”
       他说:“缺粮啊”。
       “为啥缺粮呢?”
       潘队长说:“二队这几年收成不好,要吃返销粮。
       “啥叫返销粮”?我问。
       潘队长说“每年不管丰收欠收,生产队都先要把国家的公粮缴上,不够吃再打报告给国家,国家满足每人最低年均口粮380斤的稻子,碾成米也就是二百多斤,平均每人每天七两米”。
        潘队长给我们介绍了情况后,他就吹着哨子,吆喝着社员“上工了”。
       
      
       新的生活,首先要解决生活用水问题。我和二哥把水缸安置好后,我按照麻三爷指引的方向,从我们家小草屋向南走了约五十米,这里有一条由西向东流淌的小河,小河北面的堤坝是一条人们自然走出来的土路,沿着小河堤是一小片一小片的菜田,菜田围着一间间畅开式的猪圈,走近几处猪圈,可看到每处小猪圈仅养了一头猪。后来知道为了不让社员走资本主义道路,公社规定每家只许养一头猪,这头猪的粪必须全部施到生产队大田,再根据粪的多少折算成工分返给社员。
       小河比较窄,又正是冬天的枯水期,水流不大很浑浊,我用从南京带来的两只木桶,沿着陡坡的河堤下去打了两个半桶水,回家倒入缸中,连挑了四次缸才满,再用带来的一块明矾丢入缸中,约过了两三个小时水逐渐变清了,缸底则沉淀了一层厚厚的泥沙。
         

    中午麻三爷来我们家说:“民兵排长丁玉龙家今天死了个小猪”。
       “哦,那他家要重新买只小猪了”父亲随口接着他的话说。
“连稀饭都快没喝的,要拿出近二十块钱买猪,这不要他的命嘛”麻三爷说。
        “那怎么办”?我问了一句。
        麻三爷说“家里没猪就没猪粪交生产队,那就少了一份工分收入,所以队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管谁家的猪死了,大家互助,到病死猪的人家,去‘打平锅’吃死猪。每户去一人,吃完死猪,生产队会计先拿集体的钱给死猪的社员家先买一头仔猪。年终分配时再从每家户头上扣‘打平锅’的钱”。
        麻三爷又说“潘队长说你们来了也算一户,让我告诉你们晚上去一个人到他家吃饭。”麻三爷说完走了。
       父亲让我晚上去。
       下午,母亲让我拿两斤从南京带来的面粉,去杨桥小街碾轧面条。我路过丁玉龙家,看到一头二十来斤浑身沾满猪粪和汚泥的黑毛小猪躺倒在他家猪圈。有人正在烧水打算烫过刮毛,我问烧水的人猪是怎么死的,他说不是冻死的,就是病死的,我说这猪不放血能吃吗?他说等会儿切成块放水里泡泡。
       晚上我从家里拿了一只碗,来到民兵排长家。他家破草屋里已聚集了二十多囗人,很热闹,主人丁玉龙的一堆孩子,不知被他弄到哪里去了。各家形状颜色各异的饭碗堆放在锅台上,锅台左右两只铁锅,一只烧了一大锅白米饭,一只锅烧了小半锅死猪肉。空气中弥漫着死猪肉所产生的肉腥味和饭香。生产队妇女队长拿着一只碗从锅里装了平平的一碗米饭,挨个的放入各家的碗中,又拿了个勺子在每个碗上加了一勺死猪肉,她力图把每一勺的肉一样多。当最后一勺盛完后,她给锅的主人家留了几块肉,算是感谢主人家出了锅台。
        大部分社员都取回自己的碗或蹲或站立即吃起来,也有人把饭碗端回家,据傍边社员说他们端回家后,把饭和肉倒入自家的稀饭大锅里,让一家人稀饭稠一点沾点荤。我拿回我的碗,有个社员客气的给我递了个小板凳,坐在凳子上我看了一下眼前的几块猪肉,不知是酱油不上色,还是更本没放酱油,一小块肉呈灰褐色,整个肉连着皮,薄薄的,或许是没放血,闻起来有一股说不出来的腥味,硬着头皮用筷子夹了一块放入口中,更本咬不动,喉咙里要冒噁心,我溜了四周一眼,在场吃饭的社员,都低着头吃的津津有味,已有人吃完回家了。我实在不能下咽瞅了个空子,端着碗回家了。
       
       
        第三天我和父亲开始参加农村劳动了,二哥和二姐继续帮母亲整理家。我们这一天干的活是把生产队前几年种的柳树,砍掉一些较粗的枝子,削下细枝分给社员当柴烧,粗的主枝则作为柳树苗种植。天很冷,父亲头上戴了个特地在南京买的老式毡帽,他把帽沿放下,脸上仅露出眼睛,这样可以抵挡迎面吹来的刺骨寒风。他身上穿着棉袄,外罩一件灰色旧中装对襟袿子,腰间扎了个旧围巾,手上戴了付粗线手套。他负责弯腰捆绑树枝,这活在农村不算是重活,但瘦弱的父亲干了一天,回家就腰酸背疼了。我则开始挑担子,一头一捆树枝压在肩膀上,一天下来肩膀火辣辣的疼痛。回到家我说肩膀疼,二哥正在低头捆扎明天回他知青点的简单行李,抬起头对我说:“挑担子只要咬紧牙坚持三天,三天干下来就好了。”我摸摸肩膀问:“三天后挑担子是什么感觉呢?”他看我问的认真,上下打量了我,脸上现出了坏笑说:“第四天啊,挑担子的感觉跟坐轿子一样……”。
      
       大队得知母亲是南京大医院的医生,就把母亲安排在大队医疗站工作。大队医疗站离家约4里路,那里有两间旧草屋。
       当时农村也有“合作医疗”,是由生产队按人头,每年交一块五毛钱给大队医疗站。大队原来有个“赤脚医生”叫潘兆彬三十来岁。母亲到大队医疗站,帮助潘兆彬,改进了卫生消毒操作规范。
       当时农村每一家,几乎都有一大堆孩子,孩子生得多,父母却无力管护。往往到孩子发高烧,呼吸急促生命垂危时,才急急忙忙抱着孩子跑到医疗站。母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在南京市立传染病院工作,那时急性传染病猖獗,像白喉、脑炎、百日咳、麻疹,在儿童中广泛流行,抢救垂危儿童是母亲的日常工作。她跟大队书记建议,用大队合作医疗那点微薄的钱,购买了一些急需的药品。
       听说南京来了个老医生,很快医疗站的病人就多起来了。每逢危重病人到来时,母亲根据病情诊断治疗,争分夺秒的抢救生命。我曾多次看过母亲胸前挂着听诊器,双手给病人进行,心肺付苏, 时间长了她按着按着大冬天额头上就渗出了汗珠。
        那几个月母亲除了白天为病人看病,有时寒冷的半夜,也有远地的农民用门板抬着重病人,敲我们家小草房的门。听到敲门声,母亲立即起床和他们一起到大队医疗站。到了医疗站,母亲既当医生又当护士,为病人诊断治疗往往要忙到天明。母亲的辛勤工作把许多垂危的生命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母亲对待当地的病人十分耐心,她仔细聆听病人及病人家属陈述病情。她关切的神情,平和的态度,亲切的语调让病人感受到了温暖,。当地人亲切的称她“王奶”。



      在生产队劳动了两年后,父亲被安排在公社供销社工作,每天供销社的货款都由父亲保管,当时供销社没有专们的保卫人员,为保货款的安全,那段时间父亲安排我天天晚上义务在存有货款的房间里监护睡觉。
       父亲在业余时间为供销社画了一幅宣传画,那是几棵碧绿的翠竹边,有一汪溪水,上面浮了两只白鹅,一大一小,它们正在“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画的上方写着“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父亲的毛笔字写的很漂亮 ,但他的画以前我没见过,这副工笔画,竹叶、羽毛、鹅身体的每一部分看起来都细腻真实。
        1974年底父亲调到县农资公司后,有一天我在县城街上碰到溪河供销社的小陈,他告诉我说,父亲在供销社移交财务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让当时接管财务的人很惊讶的事情。他说,以往供销社的交账如果有错都是少钱,但父亲的账目除了正确清楚外,还多出了几十元钱。他说父亲账中清楚的记录下这些钱的来源。原来当时物价是固定的,有的小商品价格的零头有0.5分,比如铅笔4.5分一支,买两支9分钱,买一支则需付5分钱,卖掉100支应收到45元钱,最后卖出结算的时候也是这样算。但是父亲坚持把有时四舍五入多出的五厘钱每一笔来源都写的清清楚楚,这样日积月累就多出了几十块钱。这件小事表现了父亲几十年严谨、诚实、认真的工作作风。

                                          
                                结束语
       

        我的父母都是平凡的人,他们一辈子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工作。他们对他们的父母尽孝膳养,对他们的五个子女慈爱关心。今年是父亲诞辰101岁,母亲诞辰97岁,如今他们都已辞世了。父亲享年82岁。母亲享年92岁。
       我怀念他们。
清明节谨以此篇文章纪念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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